自称“怪兽”的韩春华，刚毕业于长江师范学院

2014年11月18日，大凉山尼勒觉小学全体师生合影

去年夏天在新疆赛里木湖

旅行路上，转道去大凉山支教

去年夏天至毕业，我一直在旅行途中，贵州，上海，兰州，喀什，吐鲁番，赛里木湖……旅行途中，我收获了鼓励的微笑，亲切的握手，友好的拥抱，温暖的眼神，人性的善念。那旅行的意义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用青春去当一名苦行僧，走走停停，旅途终将不会亏待你。

2014年9月24号，我本该去喀什的边防大队，办理上帕米尔高原的边防证。在吃早餐的时候，从微博上看到四川大凉山需要8名支教老师的信息，顿时，想去支教的心蠢蠢欲动。那天是我最纠结的一天，如果提前离开新疆去支教，就意味着我会错过两场民族婚礼，会错过一直期待的古尔邦节，会错过走沙漠公路，而这些错过我不知道哪年才能弥补回来。

山区支教一直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我曾说自己本是独自一人，孑然一身，空荡的躯壳走到哪里都一样，唯独青春不能随处安放。因为我不想等哪一天我老了，却在感叹别人的青春是不朽的。

10月4号我到了大凉山美姑县。两天之后，经过六个小时的翻山越岭走悬崖，终于到了我之后支教的尼勒觉小学。学校在海拔三千米的山里，像是一个在群山包围中的“鸟巢”，弱不禁风，却孕育着小鸟的梦。第一晚，山风袭来，在院子里站着就像没穿裤子似的，幸而一个孩子在只有星光的黑暗中唱了一首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

尼勒觉小学

即将断菜的最后一顿午餐

山上的小学因为老师不够，一百个学生只有三个年级：一、二、五。三个年级只有两个教室。一年级因为人数多单独一个帐篷，五年级只有六个学生，因此就和二年级一起“混帐”。我教他们弟子规，朗朗上口且易于理解；我教他们礼貌用语，脱离课本之外却能让他们懂规矩。但是，教学过程是不易的，我做的各种前期准备到这里全都行不通，山里的孩子基础太差，有的虽然上二年级，可连汉语都听不懂，加上他们性格“顽劣”，很多道理都说不通，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在心里是尊敬我的。一个叫吉吉曲布的男孩儿，上课不爱做笔记，被我点名了很多次。下课时，他偷偷的从书包里拿出四五个核桃塞给我，给我说对不起。那几个核桃，我一直没舍得吃，放在书桌上。

帐篷里的桌子板凳不够用，只能几个学生合用一张，黑板就是一个用绳悬挂着的小黑板。

上课做笔记时，有的学生就只好蹲在地上趴在凳子上写。

山里的孩子好似天生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早上六七点就要起床去山上放牛喂马，要给圈里的猪煮一大锅土豆，然后挑上一两个大个儿的揣在怀里去上学。中午课间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土豆或是一块荞麦饼边吃边玩。一个晴朗的周末，和两个年龄稍大的男孩子去爬山，海拔三千多的山头，他们跑起来毫不费力，满山回应着他们的笑声、歌声。我站在高处，看着雾气慢慢覆盖住脚下的村子，慢慢上升，慢慢遮住了山脚。

在山上有用土盖的房子房子，那是村民晚上来不及下山就把牛羊赶进土房子过夜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成了放羊时的玩耍场所，男孩子把几块石头摞在一起，站在几米以外的地方用小石子去砸，比谁能把石头砸下来，女孩子则蹲在一旁像是看比赛似的比较哪个男生更厉害。

去爬山的那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云海日落。三面的山被落日映成红色，云海翻腾。支教的男老师和学生走在我前面，我随手用相机定格了这个画面，后来发现那张照片里远处是一排风车。也许就像大凉山里的生活，希望即使渺茫，但是只要往前走，总有一天会来临。

山里的冬天和北方的很不一样。湿冷，下雾，不见天日，潮湿的空气像要侵入每个毛孔里似的。因为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上山唯一的一条能走车的土路变得更加泥泞，已经比预期晚了一个星期多没有人上山送菜了。在即将断菜的最后一顿午餐里，我从一大盆汤里捞出了几根酸菜，我很诧异的问当天做饭的蒋老师是从哪儿来的，他很“惊喜”的告诉我，是以前剩下的方便面调料！那天我们商量，让学生第二天上课时从家里带土豆。

比我小三岁的严霜老师站在学校大门收土豆，她很开心地叫我：“兽，你看，还有煮熟的土豆！”那一刻，好似是吃到了比山珍海味还美味的东西，是情谊。我想象着会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戴着厚厚的围巾手套，小脸冻得通红和学生一起打雪仗的场景。我想象着会和他们一起度过冬日的孤寂，等到来年春天的春暖花开。

比我小三岁的严霜老师站在学校大门收土豆，她很开心地叫我：“兽，你看，还有煮熟的土豆！”那一刻，好似是吃到了比山珍海味还美味的东西，是情谊。我想象着会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戴着厚厚的围巾手套，小脸冻得通红和学生一起打雪仗的场景。我想象着会和他们一起度过冬日的孤寂，等到来年春天的春暖花开。

探访麻风村

彝族年，我们几个老师下了山，要去乡里一个麻风村。麻风村在公路边上的一个山头，爬上去估摸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左右。麻风病人早先是被遗弃的，所以很早以前，附近其他地方的麻风病人被集中到这个村子，村子就被命名为麻风村。

后来，天主教会分别有两批修女来到了这里，每天负责麻风病人的饮食、卫生还有康复治疗工作。第一批修女来自上海，在麻风村工作了五年。那时上山的路还没有铺上石阶，通向公路的大河还没有架上木板桥，我难以想象那些整日面对因受麻风病折磨导致肢体残废和畸形病人的修女们，是如何清心寡欲地任凭五年青春被困在山头，也许，是信仰。第二批修女来自江西，已经在那里待了两年了，她们五个人性格各有特点，但都乐观开朗。

麻风村现状

老人虽然曾经受到过病痛的折磨，但是现在的小孩子是健康快乐的。

现在这里的孩子们是健康的。

随着麻风病人的逐渐康复减少，她们除了照顾病人之余，还给旁边小学的幼儿园上课，还在康复院后面的荒地开垦出一片田用来种土豆和玉米。昔日的麻风村，变成了康复村。

离开麻风村的前夜，已是半夜十二点，我穿上棉衣，打开铁链锁住的大门，悄悄地溜了出去。刺骨的山风顺着峡谷吹过来，对面的山头不知为何有零星的火光。也许，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都会重现希望的曙光。

提前离开，约定索玛花开时回来看你们

再回到尼勒觉时，心情不免有些沉重。因学校里有些毕业的事宜需要我回去处理，我不得不提前离开尼勒觉。我想过各种折中的办法，想过马上处理完事情之后就赶回来，但我终究是个俗人，终究会被俗事烦扰。

山上的老师知道了我要提前离开的事情，吃饭的时候，几碗玉米酒我就醉得不省人事。之后，班里的学生知道了我要提前离开的事情，他们开始给我写信，有的字不会写就用拼音，还用萝卜做了一个他们心中的怪兽模样。那个“怪兽”长着直直的触角，就像曾经的我，年少轻狂。我离开的那天，孩子们站在清晨的浓雾里唱送别，严霜一路在我后面跑，哭着让我保重。我不习惯在人前流泪，我挥挥手说，好！可第二天坐上回成都的大巴时，我靠着座椅，泪水止不住的纵横。我把脸扭向窗外，山顶上下雪了！那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愿时光温柔待你。

2014年11月17号，我清楚的记着那一天。那天下雪了，是尼勒觉的第一场雪。

在离开尼勒觉小学之前，一个15岁的男孩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到时我去村口接你。”我笑着问他：“索玛花什么时候会开？”明年五六月份吧。”“那好，索玛花开的时候我就会回来！”

今年四月，我回到山上，学校渐渐步入规范化，孩子们学会了升国旗，学会了跳皮筋，学会了更多的古诗。

六月，我毕业了。总觉得大学生活的结束意味着我青春岁月的结束。有段时间，我陷入极度的迷茫，对于毕业之后，我不知何去何从，幸而知道了泰北支教的项目。那是在泰国清迈的偏僻山村，抗日战争时期，国军旧部流落至此，从此再不得返乡。然而他们至死都要将墓碑朝向故国，仍然要让自己的子孙学习故乡的语言和文化。因为缺少中文老师，一些山村的学校面临停课，于是我申请了十一月去泰北支教，或许，我的青春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2014年，我是怪兽，四处旅行，看山看水看风景；

2015年，我还是怪兽，走在支教路上，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

采访手记：关于支教的思考

在采访韩春华的过程中，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支教的一些问题，交换了彼此的想法。

首先，去支教的老师当中很少会有肯留下，即使是三五年的也少。在贫困山区，条件差工资少，政府派去的老师都不愿在那里，长久下来，学校没有老师，如果因为要减少对孩子童年的伤害而不派去支教老师，孩子们就会失去上学的机会。韩春华说他们那个学校，是前年刚有汉族支教老师过去的。以前是当地的彝族老师，整日喝酒，喝多了还打学生。当地的孩子要么不上学，要么去其它的乡来回走上三四个小时去上学。你说这样的情况，该不该有支教老师去？

其次，去支教的人经常被自己感动，但不要想着，所有的学生因为你支教了一两个月而对你一辈子念念不忘依依不舍。他们在山上呆了两个月离开后，今年四月回去，除了几个以前比较熟的孩子见到你回来真的很高兴之外。其它的学生，根本不管你是谁。他们有了新的老师，又喜欢新的老师，而忘记以前的老师。

贫困山区的教育情况是不能仅仅靠支教老师就可以改变的。支教老师过去只是要告诉他们，生活，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们一样在山上放牛放羊过日子。而且，越是贫穷的地方，当地政府越不想让外界知道自己贫穷。像韩春华他们过去支教，一开始美姑政府是不同意的，他们不想让外界知道他们的落后。但后来实在没办法，学生没老师没法上课。他们到了之后，还是被要求，不能在网络平台上发一些反映当地水平落后的情况的东西。

之前有很多文章评论过支教能给大山当中的孩子们带来了什么，“哥哥姐姐，你们不要再来了”这样的话我们也听到过。我们应该对那些只为了个人体验而没有把山区孩子们的教育放在心头的人说不，支教这种事情，真的要看人。并不是一腔热血就够的。有的人去支教，就像是体验生活去了，自己成长了不少，却丝毫不会给学生带去什么。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支教的人不去，难道真的要让八九岁的孩子每天的满山跑着放羊吗？现在很多支教组织都要求至少支教一学期，这样每学期轮换更替老师也属正常现象。 而且，就算有所谓的公派老师，有专职老师，山下的大桥中学里就是这样，可那些老师从骨子里看不起彝族学生，觉得他们野蛮，上课都不好好上，一学期下来，支教老师带的班级反而是年级第一。

支教老师不容易，他们没有工资，还要忍受社会一些不好的言论。在山上时，他们总共五个支教老师，有的瞒着爸妈来的。蒋老师年纪最大，四十多岁，时不时的父母生病了，女儿住院了。严霜年龄最小，爸妈不同意她在山上，她姐姐几次说狠话要和她断绝关系，以后不让她回家。另外还有两个男老师，父母催婚催工作，也是焦头烂额。可是其中一个男老师在离开之后，还是放心不下山里的孩子，又去了另一所小学支教。

韩春华说：“就我本人来说，我愿意在大山里面呆一辈子，老老实实教书。可爸妈不这样想，甚至是整个社会不这样想。我如果说毕了业去贫困山区教书一辈子，过不了几个月，我就成了头条新闻，最美支教老师就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能把青春献给山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