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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的小学,它的前身就是一座庙,在那个年代,就用庙来作学校了。八年前,政府为了还原历史,又在这里新修了施王庙。
儿时去上学,走在这条街上,我经常看见许多小朋友坐在父母的自行车或是小木兰后座上屁颠屁颠儿着,因为石板路的颠簸屁股总是会被颠得上上下下,这样的上上下下,几乎是我每天清晨上学路上不可或缺的乐子,我甚至很多次都在路边捡拾到被颠出书包的零星文具,有橡皮,也有铅笔尺子。若是自动铅笔,那可就捡了个大便宜,即使在出门前那没有完成作业的担心,也会因为这支“高档”的自动铅而烟消云散。
小学每年开学的第一天,都会有一群学校的鼓号队员站在校门的两侧吹奏着运动员进行曲欢迎新来的小朋友入学。那时教学楼前的一大块空土地,就是我们的操场。
一年级那会儿,我因为叫声特别大,被选为班长,在我看来班长的选举过程是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老师说,以后上课铃响了,我喊“上课”,班长就喊“起立”,然后他挨个让班上所有的小朋友都喊了一遍“起立”。当时我对这个身份颇感自豪,虽然喊的是“起立”,那气场和电视上的皇帝喊“平身”差不多,只要我一声令下,爱卿们都会一脸恭敬地站起来。只不过接下去的那句不是“万岁”而是“老师好!!!”
严正飞是众位爱卿中和我关系最铁的,他家在与北大街垂直的和平街上。每天放学,我们会同行一段路,然后在那个街道交叉口分别。严的爷爷那时在北大街上开了一家剃头店,狭小的空间内只有一个座椅。店里的墙上,窗户上贴着几张金发碧眼的女人图片,她们的发型都是千奇百怪的,那个时候所有剃头店都爱用这种时髦女郎图作为店饰,但事实上来这里的顾客多数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有时候,那些老人们也会带着他们的小孙子小孙女去他那儿剃头。
严爷爷长得一点都不面善,左眼附近有一块颜色很深的胎记,那儿的皱纹里总好像镶满了泥土,黑不溜秋。工作时,他穿一件大夫似的白大褂,这样的形象和墙上的女郎们显得非常格格不入。有一次放学,我从严爷爷的剃头店经过,看到一个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被按在剃头的椅子上哭得稀里哗啦,严爷爷也不手软,那电动剃头刀的嗡嗡声和女孩惨烈的哭声在店里此起彼伏,黑色的头发就一撮撮地飘到了地上。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总是让我汗毛竖立,似乎那嗡嗡作响的剃头刀正刮着我的头皮。因为严爷爷的关系,我从小对剃头这件事表现得十分抗拒。
我和严正飞的交情是因小浣熊干脆面而结下的。那个时候,几乎全校所有的男生都在收集水浒的108将卡片,流行程度就和现在的dota差不多。在我眼里,严当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富帅,他可以用手里的20张卡来换我的1张,然后又总是把抽掉卡片了的干脆面送给我吃,我自然高兴和他做朋友。
小镇的弄堂非常多,就像一条条毛细血管一样连接着北大街、和平街这样的大动脉。那些又深又细的毛细血管,直到小学学业的结束前都是我们探险的天堂,即使现在,很多弄堂在夜里仍然没有明亮的光源,依旧保留着古镇最原始的风貌,不过这在当时,也给了那些曾经的小遢皮们提供了敲竹杠的便利。如我所说,水浒卡的收集热潮显然也蔓延到了高年级那里。
一年初冬,已是昼短夜长,那时放课后的傍晚,我需要去一个姓许的老师傅家里学习围棋。小时候的我有多动症倾向,父亲希望能通过下棋使我安静下来,恰好这位许师傅退休后闲赋在家,本身也热爱围棋,便愿意免费教授朋友孩子们一些围棋技艺。他家在一条与北大街相连的毛细血管中,从学校出发我只要走上10分钟,就能到达许师傅的家里。
师傅收了好几个徒弟,包括我和严正飞,还一个隔壁班的姑娘。女孩在那个年纪天生比男孩安静,学棋的速度也明显比我们快上很多,而我们更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张干脆面里的水浒卡。许师傅的老伴儿如今我已经记不起姓什么了,不过她是我们学棋岁月里最美好的记忆,因为在每次教课结束后,阿婆总会给我们1人1个硬币,让我们自己买零食,而这个硬币对于我来说就等于一包小浣熊。
阿婆的一块钱,对于严这样的大户来说自然是算不得什么的,一次学棋结束,我和他走在北大街的回家路上,他一口气买了5包小浣熊,并信誓旦旦地说这次一定能出一张闪卡,但很多次的事实已经证明严的手气永远就像沾了狗屎,这次也不会例外。他唯一一张闪卡就是从我这儿用20张换走的。
“敢不敢和我去赵家弄兜一圈?”我不忍看严沮丧的表情,提议道。
“去就去,有什么不敢的!”这种时候,他自然是不会示弱的。
赵家弄在我心里一直算是一块禁地,一来是必须要先路过严爷爷的那家剃头店;二来,这条弄堂又深又黑,我总是会脑补出很多不着边际的生物出现在弄堂里,狼啊,坏人啊,女鬼啊之类的吓唬班里的女孩。(班上同学的家几乎都散落在小镇的毛细血管中,弄堂的鬼故事总是我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出了小学右转不过300米,就是赵家弄的入口。学棋结束已过五点,周围静得出奇,弄堂里没有街上自行车的铃声或者其他小孩的吵闹声。两面建筑的墙上那些灰白色的石粉很多已经脱落,露出黑乎乎的砖头,个别屋顶的烟囱冒着炊烟,小镇的老人们正准备着晚饭等待小辈们下班放学的归来。这样的弄堂,其实并没有我们平时想象的恐怖。
严似乎也对自己的手气很懊恼:
“杨悦,下次我再买5包,都给你拆。”说话的同时,嘴里还吧唧着干脆面。
对了,还没介绍我的名字,我叫杨悦。我说:“好啊,你手太臭了。”
我现在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墨菲定律这么个东西,而它确实在那天的弄堂里应验了。我们一路都在探讨水浒卡的问题,却没想到真的在赵家弄里遇见了“坏人”。坏人是3个高年级的男生,以前我和严也听其他同学说起过他们会在弄堂的深处专门找低年级的小朋友“借钱”,传言他们借钱的口气基本都是一样的:“阿弟,钞票有哇了,夹阿顾乃买两瓶汽水。”这些“阿顾”(阿哥的方言)一开口就不免让我倒抽一口凉气,谁是阿弟,谁就完蛋了。
不过对严来说,给他打击最大的就是,当时他放在书包里的90多张卡片也一并被阿顾们“借”走了。严在回家的路上哭得很伤心,哇哇大叫,说要找大人去揍他们,我则提议他把我们的遭遇告诉老师,说不定老师能让阿顾们有借有还呢。当时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辛辛苦苦收集了几个月的宝贝刚还在自己的书包里躺着呢,这会儿不知道被阿顾们带去哪里吹了牛皮,似乎人生的意义都被抢走了。我倒是没有哭,因为爸妈不让我把卡片带去学校,所以就幸免于难了。
晓乐听到这里看着我嘿嘿笑了,这个旅途中一直给我以“彪悍”印象的青年,在听我的往事时,也露出了诡秘的一笑,似乎他的少年时代,是阿哥还是阿弟。
行走间,在右手侧看到了一座庙宇,墙壁被刷成了鲜艳的朱红色,牌匾上“施王庙”三个字金光闪闪。大门的一侧挂着两块牌子,分别写的是“上海市金山区道教协会”与“金山区枫泾镇施王庙管委会”。庙门的前方是一快还算大的空地,停着一辆别克轿车。
“这里就是小学了”晓乐说,“自从翻修成施王庙,我还没进去过。因为本镇人也是要买门票的。旁边的弄堂里是丁聪漫画馆,这个漫画馆占用了原来小学教导处的地方,院子里有棵300多年历史的银杏树。”
“丁聪是谁?”晓乐问道。
我笑着说“一个漫画家吧?谁知道呢,自从搞了旅游,枫泾镇出了好多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的名人。”
枫泾镇的旅游业起步比较晚,它不像西塘,乌镇这样进入古镇就需要收取门票,而是在古镇的街道上,建立了一些小景点来单独收费。他还知道一些施王庙的历史,这座始建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的庙宇,主奉的神灵为宋代名将施全(虽然他并不关心施全是谁)。在清朝中叶,施王庙的扩建使其成为江南一带规模较大的道观,每年的施王庙赛会成了枫泾一年中最热闹的庙会。而到他开始记事时施王庙的位置还在当初枫泾中学的校门口,也就是现在北大街的入口处。
我爸是枫泾中学的教师,施王庙的前殿后来成了枫泾中学门口的杂货店,而大殿则是教工食堂。我爸刚落户枫泾之时,曾带着未记事的我居于庙中。
小时候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一家杂货店的门口时常会有人烧纸点蜡烛,那时的施王庙已经分辨不出龛庙的模样,只有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前殿门前燃烧着的香烛才提醒着人们这座百年老庙的香火并没有彻底熄灭。而如今的施王庙,应该可以叫做“百年新庙”。
“来个鸡蛋糕吧?早饭还没吃……”我说着往新施王庙前的一个小摊走去。
“弟弟,今朝能噶早呀,啊里德去诶……(今天怎么那么早?哪里去啊?)”枫泾的方言和上海话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这里的地理位置更靠近浙江,而名气稍大的西塘古镇也仅仅离枫泾镇不过20公里。所以枫泾话里夹杂着更多浙系的方言,上海市区的人们要听懂这里的土话也是很费力气的。
我把热气腾腾的鸡蛋糕递到晓乐的手上,事实上,这和江南地区我们小时候常吃的海棠糕差不多,或者说就是海棠糕,以面粉,猪油,豆沙等为原料,晓乐说,没有吃出鸡蛋的味道。
“小镇的生活圈子应该很小吧,连卖鸡蛋糕的阿婆都认识你啊。”晓乐说道。
“生活圈子是不大,不过这个阿婆我是真不认识,不过小镇上嘛,你操一口本地口音,老的叫阿公阿婆,小的叫弟弟妹妹,总是不错的。如果再刨根问底似的揪出些人物关系来,到说不定能攀上点亲戚关系。”
说着带晓乐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