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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泰国篇之泰吵
“为什么在河里放灯?” “我们在河里玩,弄脏了河。” “让神原谅你们? “是吧。” ——水灯节,学生去地里砍芭蕉树时,我与她的小段聊天
早我们没来泰国前,去寺庙看水灯节一事就在她的计划之内,所以,等那一天终于来临时,内心充满期待的她显得很兴奋,早早梳妆打扮好在等着,也一直在问我校长会不会来找我们,带我们去村外看水灯节。可由于学生口头约好与她一起在村里的水塘里放灯,她便先与学生去了,可也就错过了出去村外泰国寺庙看水灯节的机会。
当她看着别人热热闹闹地都去了寺庙看水灯节,而自己不能去,心中不免产生巨大的落差。
“没得去了,早让你先去董事(董事长,管村里的账目的人)家。”我的耐心在她面前似乎总会很容易失去。
早先与我在田里砍芭蕉树的女学生在帮我们在村路上忙着拦车,但都是坐满了人的摩托车。
“不去了,我们也没拿护照。”出去难民村会有警察拦住检查身份。
伤心难过的她,低垂着头。一听我这么一说,她气一下子上来,甩手就准备走人,我意识到自己过火了,赶紧拽住她的手,无奈她硬是要在学生面前生气,我只能是气冲冲地说:“好好!我们去!我现在就去问校长借车。”
“我不去了不去了。”她语气实在冷得很,同时也甩开了我的手,径直往学校的路走回去。
这是多么鲜明地对比啊,白天她还兴高采烈地等学生从泰文学校放学回来后与她们有说有笑地往果林去砍芭蕉树,砍回了后与学生们坐在操场开心编制花灯,再到嘴里扬笑一路与学生端着插上蜡烛的花灯去河里放。
我追回学校时,找到她一人躲在篮球场夜色里哭泣。我走近时哭泣得是那么的伤心,仿佛让我觉得我们离开中国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开心事全不值一提了。
“走,我们去看放灯。”我拉住她的手说,她把手抽开去。“走不走。”我逼了逼她,哭得星星都暗淡的她说:“不去了,干嘛要去求人家。”我此前说过我去向班上最大年龄的男学生借摩托车,她是不想让我欠人家的人情,包括去向校长借摩托车。
“为了让你去,我不在乎。”我大声说,可她还是说不要了不要了,我明白,她内心是很想去的,她比谁都渴望去看一看寺庙的水灯节,她是为此整整期待了一个月。
我们相对安静了下来。
爬在墙上的大壁虎在呱叫着,让人听着刺耳,也恍如在催促着我赶紧放下我的尊严。
是的,我必须放下我的尊严来维护她,在15年前,当我还是小孩,当我还住在未被现代化浪潮波及的太严重的农场里时,我母亲曾带我去一家理发店理发。到了理发店后,我因胆小,嘴里说不出妈妈教我的话。“说不要学徒剪。”母亲说,学徒听到后,当面还了她一句,“是你说的吧。”脸上还带着那种藐视的表情。母亲脸上露出的尴尬之情,在我看来却是一种变相的受伤之情,这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也永远无法挽回的。所以,当她不让我放下自尊去求别人时,我反而更加叫自己去做,因为我就是不想让我心中的第二个女人受伤。
最终,我去向校长借了摩托车由那名女学生开着载她去寺庙,而且校工在得知我们还差一辆摩托车后,愿意载上我一同前去。
在寺庙,她看得很开心,虽然村里的寺庙的水灯节相较于市区的来说显得不够隆重和精彩,但足以让她开心就好。
“我进去拜一拜。”看见打开的庙门,望见里面的佛,我对她说。
拜完佛出来,我没找着她,就出了来外面站在路边一家小卖部旁边的铁围栏上靠着。外面很热闹,一名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拿着一把黑枪与三四名寺里的和尚有说有笑的一同走着,只见那年轻人举起黑枪对着天空,砰的一声,射出的烟花在天空炸响——今天是他们开心的日子吧,我仰起头望着头顶炸开烟花的天空。
“刚才那个是大壁虎吗?”我问不知何时蹲在我旁边的那名叫国莉的女学生。
“烟花啊。”她说。
她没听懂我问的是在学校墙上呱叫的东西。
又一声炸响,又是那名白衬衫年轻人与和尚在放烟花。那名白衬衫年轻人就是我教授的班上年龄最大的男学生。
一个绑着一排鞭炮的孔明灯升在天上,在黑暗的夜空上,那燃放的鞭炮远远看去就像是流星的尾巴,但更像是孔明灯在自燃。
谁丢放在地上的一枚鞭炮炸响,把我从漂浮着一盏盏孔明灯的夜空里吓跳了出来。
原来她是与学生去另一家小卖部买雪糕吃了。
返程回难民村的路上,当摩托车开在弯曲的柏油马路上时,校工与我说:“水灯节是他们最开心的日子,不过每一年这个时候都死很多人,因为他们喝很多酒,开车把自己撞死。”
校工嘴里的“他们”,指得是难民村里的年轻难民。我回望身后渐行渐远的那片天空,在那片孔明灯排开一前一后跟着上升的天空里,我的思绪想起《月亮与六便士》里毛姆说过的一段话: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的行走,尽管身体相互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的人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